2019年全球票房收益排位前100部影片涉及的113个导演中，女导演仅12人；而优秀女性导演正在用作品改变观众思考性别的方式

　　她的镜头，他的故事

　　■本报记者 柳青

　　■女导演对男性题材的表述，出发点不是敌对、贬抑和否定。她们的创造对象双重质询了人们约定俗成的性别命题，她们和电影里的他们合力在改变观众思考性别的方式

　　南加州大学在去年做了一项调查，2019年全球票房收益排位前100部的影片涉及的113个导演中，女导演仅12人；2018年这个数字更低，只有五个女导演有机会参与到收益前100的电影。

　　今年开春，一场关于“女作者在作品中怎样塑造男偶像”的争议持续到现在，针锋相对的双方没有任何达成共识的可能。这场不断升级的网络争论让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有了别样的仪式感，抛出了若干在人文社科学界已经被反复讨论、而公众大概率不会主动思考的议题：女性或第二性意味着什么？性别是生理现象还是社会化的结果？性别之间存在着不可触碰、不可逾越的界线么？

　　也许是机缘凑巧，华语互联网展开性别议题论战的同时，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策划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影展，主题为“她的镜头，他的故事：女性导演镜头下的男性主体”，从2月26日到3月10日，展映七位女导演的作品，作品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当下，棱镜折射式呈现“她们”看到的“他”。

　　男人戏是女导演的禁区？

　　南加州大学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当下西方电影业、至少是英美电影业的性别格局：女导演的总体数量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大项目中的女导演更稀缺，能够争取到独立执导机会的女性，绝大多数的案例中她们被默认为应该去拍摄中小制作、不会大规模放映的女性题材作品。将在今年上映的《花木兰》和《黑寡妇》都由女性导演执导，对好莱坞而言，让女性领衔超级英雄类型的大制作，是非常艰难的决策，即便如此，这两部电影都是围绕“大女主”展开的。

　　在电影业内，流行着一条奇葩的潜规则，即，男人戏是女导演的禁区。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总结了非常有内涵的一种风俗，从中窥视社会学层面顽固的性别歧视：女扮男装被认为是叛逆、勇敢、帅气的，而男扮女装通常是笑话。

　　自上世纪中叶起，男性导演能在作品中拥有女性视角的意识，会成为全行业好评的佳话。比如侯麦，被形容为“内心深处是个喜欢女人的女人”，这是由衷的赞美，绝非取笑。然而，从创作者内部扩散到更广泛的评论群体，男人们似乎认为他们拥有了解女人的特权，但逆向箭头是不存在的。

　　1998年，澳大利亚导演安娜·库金诺斯的《勇往直前》入围戛纳影展，影片的主角是希腊的移民二代，一个懦弱压抑的男孩，他在种族、情爱、身体和性别层面，都深陷迷惑。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导演以不同寻常的勇气和锐气，正面强攻男性种群内部的敏感话题：雄性荷尔蒙的脆弱和衰败。影片在戛纳首映后，库金诺斯发现她要面对一场群殴式的采访，有无礼的记者甚至当场问她：“你是不是做了变性手术？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了解男人的心理？女导演怎么可能胜任女性和儿童之外的题材？”

　　女导演的“看”，是投向男性世界的反向凝视

　　女导演拍摄女性题材，出于天然的使命感。当女性萌发“看”的意识，她无法不主动去寻找并且凝视“她”，因为在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里，无论作为集体还是个体的“她”，被漠视得太久。在欧洲公映的法国导演瑟琳·席安玛的新片《燃烧女子的肖像》，是当下法国电影中特别值得被重视的一部作品，因为席安玛的影像语言特别珍贵地捕捉到女性对女性的凝视，她们在互相看见的过程中，对身体、对自我有了清晰且强悍的意识。电影里，三个女孩在炉边朗读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传说的段落是动人的，姑娘们敏锐地把一种充满生机的主动性注入到欧律狄刻这个希腊传说的人物中，她不再是被动的、被拯救的客体，而是她主动地要求俄尔甫斯：“请你回头，请你看见我，记住我。”

　　“请你看见我。”这是女性内心深处被压抑了千百年的、野火般燃烧的呐喊。但是，女性视角不意味着女性创作者的视野只能被拘束于自我观照和姐妹情谊。当女性的“看”的主动性觉醒，她怎么可能不向着男性世界投去反击的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