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宗接代的需求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之间、在“制造婴儿”的冲动与法规的制定和监管之间，留下了一个灰色地带，在这里，商业无孔不入地渗透着。一个庞大产业在野蛮扩张，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隐秘的代孕王国。

　　

　　1986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10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产科教授张丽珠主持了这项手术。她曾做过6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成功了5例。

　　大多数寻求代孕治疗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胎儿发育的土壤—子宫有问题，需要借别人的子宫。

　　代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一时间，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代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基于此,国家卫生部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随着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渐增多，像吕进峰这样的私人代孕中介开始出现。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纷纷转入地下。

　　中介吕进峰提供的代孕协议书显示，代孕套餐总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在客户身体情况准许的情况下，提供合格的精子和卵子，两年之内，公司高鹰助孕保证其至少有一名健康的婴儿出生。其他各类套餐则在第一类的基础上，针对客户身体状况以及卵子、精子的来源有相应的加价。例如，如果客户自己的卵子不行,需要另外支付6万到10万元的捐卵费用；根据捐卵女孩的样貌、身高、学历不同，则价格不等。“65万元起价，最高135万，”吕进峰说，“就跟买房子一样，可以分期付，也可以一次性付款。”

　　吕进峰的“医疗基地”里的医生都是从上海一些医院的生殖中心请来的，白天都要上班，因而只能安排在晚上取卵。“一是医生没时间，只能晚上取；二是白天也不安全。”吕进峰为难地说。

　　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医务人员进行代孕手术，是不允许的，更何况吕进峰没经过任何资质审批。一个医生，吕进峰每年需要支付上百万的工资，这还是保守的价格。他时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

　　

　　与客户见面签订协议是吕进峰的规矩，如果实在无法面签，也要进行视频会话。吕进峰说，自己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立下这规定的。从他2004年开始从事代孕这一行到现在，国内的私人代孕市场发展迅速。据他估计“从业者有3万多人，鱼龙混杂”。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打着他的旗号行骗，冒充他公司的员工或仿建他的网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吕进峰在该行业的地位与生意的火爆。

　　代孕的确为吕进峰开通了一条财路。2004年，吕进峰的妻子代孕。为了学习育儿经验，他整天泡在论坛上。他发现,有很多人无法生育，其中一些人提到去国外做代孕，当时他就想，“国内代孕的事情怎么没人做呢？”

　　吕进峰萌生这一想法之时，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不孕不育人代孕流程群规模的判断依据还在参考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数据：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5％，低于发达国家的5％—8％的比例。

　　然而，人们尚未意识到，中国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长。2009年，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称，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比率。不孕不育者以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呈年轻化趋势。

　　如今,当年仅有吕进峰一人的皮包公司已经慢慢打造成一个“婴儿生产线”：销售人员吸引和接待客户，后勤人员负责代孕妈妈的生活保障，每个人都在“制造婴儿”这条流水线上有着各自的分工。

　　为保护隐私，很多有北京代孕需求的人喜欢在网上投石探路。为吸引这批潜在客户，吕进峰专门设立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推广团队。他还向搜索公司购买关键词，以使他的网页能够被潜在客户第一个搜到。“一个关键词的费用，一个月就需要好几十万。”

　　熟人推介也是一种渠道，而这一般需要支付不菲的介绍费。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最多的时候，他们付过5万元的介绍费。”从各家医院的生殖科购买客户信息已经是常见的手段，“业务员常去医院跑，10来页A4纸,都是客户信息，只需要几千块钱。”

　　吕进峰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协议书上签字。“每天都要签好几单。”他想对具体数字的保密，但又忍不住想炫耀，“到目前为止，我们这儿已经有上万名婴儿诞生了。”

　　吕进峰将潜在的客户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亲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从中赚取利润。早年间，人们对代孕还不大了解，他所在城市的公安及联防队员某次还误认为他是以“代孕”的名义拉皮条、组织嫖娼，为此，他很是委屈。

　　如今,吕进峰的生意已经在全国开枝散叶，在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都设有办公室，面积均有上百平方米。这些公司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代孕费用名义注册，隐匿于教育、服装、营销机构之中。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机构发布的《2012中国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调研报告》则指出，“调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就诊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年龄40岁。”

　　吕进峰说，“每个月联系我们想做北京代孕的意向客户，至少有五六百人，业务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增幅约有5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代孕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

　　狂飙的还有价格。2004年，吕进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结束后，付给代孕母亲5万元，“她就已经开心了”。后来这一费用涨到了8万，又从8万涨到10万、12万乃至18万，如今已高达20万，翻了四番。

　　一些医疗机构也眼红这个市场,蠢蠢欲动。“没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说也有两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纯粹做北京代孕。”吕进峰说。

　　代孕行业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监管的真空更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

　　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纯进口，整套设备下来得六七百万。“很多中介机构使用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总价不会超过80万。”

　　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吕进峰说,他在上海的设备就耗资上千万元，一套净化空气的层流设备不下数百万。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买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成本不过千元”。这令很多代孕机构代孕多久会有反应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

　　代孕产业背后是丰厚的利润。“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60％之间。”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财务人员说，在给业务员统计工资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业务员一个季度的提成接近16万”“一单业务，业务员可以提3到10个点。”